评价陈家兴先生的这本时评集，首先应放眼中国时评之历史。
在我国，时评之为文体，应自1904年《时报》创办始，《时报》“凡每日出现之事实，以简短隽利之笔评论之”。戈公振《中国报学史》说：“《时报》创刊后，曾于社论外，别立时评一栏，分别论断，报其机枢，与今之模棱两可，不亲眼边际，截然不同，故能风靡一时。”胡适对此评价更为透彻，“《时报》的短评在当日是一种创体——用简短的词句，用冷隽明利的口吻，几乎逐句分段，使读者一目了然，不消费工夫去思考”。
中国时评诞生之时，正值近代风雨飘摇的“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，正是在1904年，日俄战争爆发，中国东北一片战火、生灵涂炭，而大清国依然在光绪三十年的“同光中兴”的迷梦之中无法醒来。
中国时评诞生之后，便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利器，梁启超《亘古未闻之预算案》《评新官制之副大臣》等时评，针对时事，提出主张，革命党人更是在中国同盟会机关报《民报》上发表时评，抨击时政，宣传革命。“五四”之后，李大钊、陈独秀、鲁迅、邵飘萍等人更是将时评的精神发扬光大，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、令人拍案叫绝的时评。
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中，将时评作为重要的宣传武器，毛泽东更是亲笔写下大量时评。比如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，蒋介石发布命令,禁止八路军、新四军和一切人民军队进攻日伪军。蒋介石发言人发表谈话，声称“委员长之命令，必须服从。违犯者即为人民公敌”。毛泽东即于次日发表了《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》，这篇时评准确判断该谈话是蒋介石全面内战的一个信号。
回顾中国时评的历史，可以说，时评之历史，就是一部近现代中国的奋斗史。
这也成就了中国时评具有家国情怀、历史深度的独特精神。
而展现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本《共产党人的心学——政治文化小札》，便是根植于中国时评的历史，根植于近现代中国的奋斗史，血脉相承，一以贯之。
比如书中《抓落实，一肩担子挑到底》一文，开篇不说时事，也不讲道理，反而谈起了历史：“甲午战争前，大清北洋水师并非弱不禁风，相反实力可谓雄踞亚洲，甚至引起日本的恐慌。但当时也有日本人轻蔑地说：‘谓中国海军之可虑，则实不足以知中国也。盖中国之积习，往往有可行之法，而绝无行法之人；有绝妙之言，而绝无践言之事。’”读到这段历史，才知道甲午战争的时候，对手是如此评价我们的“积习”——重虚言，不重落实。正如作者所言，“这样的说法，当然充满了傲慢的偏见。但它从另一个侧面让120年后的我们悚然警醒”。
作者剑指历史，忽又锋芒一转，回归现实，连发三问：“为什么一些好政策总是不能转化为基层发展的动力？为什么有的好措施在基层变形走样被变通？为什么有的干部想为百姓办实事群众却不领情？”作者没有回避问题，直接给出答案：“关键就在于没有把上级精神、政策要求对接基层实际、对接百姓心声，而是照猫画虎、机械执行。”
这就是时评的魅力，时评的精神。时评，既不是泛泛而谈、面面俱到的论文，也不是含含糊糊、表达个人情趣的杂感，而是要有自己精准的判断、鲜明的观点。
《严是公道，扬清风正气》一文，则在开头便讲了一个毛泽东同志“未便再荐”的故事：李淑一是烈士遗孀，又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，能诗善文，有人请求毛泽东将她推荐到中央文史馆。1954年，毛泽东为此写信给秘书田家英说：“有人求我将她荐到文史馆为馆员，文史馆资格颇严，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，未便再荐。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，解决这个问题，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。”
因为那首“我失骄杨君失柳”，李淑一的名字可谓世人皆知，然而这则严于律己的故事却鲜为人知。作者正是从中共党史、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资源中，寻找到很多有价值的史料，让时评有了历史的温度。
时评之“时”，不仅是时效之“时”，更是“时代”之“时”。陈家兴的时评，正是从历史和现实的世界之中汲取营养，绽放出时代的花。
作者长期在《人民日报》评论部工作，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，发表了很多既有政治高度又接地气的文章。
比如《什么样的笼子才能关住权力》一文，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全会上的讲话指出的“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”，发表了自己的观点。作者针对腐败现象中的“一把手”腐败现象，指出“根本原因在于制度设计上，没有形成不易腐的保障机制。因而，要打造刚性的笼子，即是要着眼于这种‘源制度’的建树，使一把手的权力不要过大”。
作者更是大胆地提出：“当然在理论上，这样的‘笼子’还是有的，但在实际中却容易变成‘纸糊’的。比如，制度早就规定，重大事项由集体决策，但在一些地方和部门，仍然是一把手说了算。到头来，这种集体决策反而容易成为一把手腐败的保护伞，一说他搞腐败，他就会说这是走了程序的，大家是投了票的。”这种反思是非常有力量的，不是人云亦云的。这样的文章，在本书中比比皆是。
作者有一个笔名“江南客”，如果说时评界可以称为江湖，那么“江南客”则是一个翩然而行、仗剑天涯的大侠。
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。